(55)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270节附释，第272页。
这也为随便解释法律而不受追究提供了机会。在民国的法学教育课程体系中，也有法理学或法哲学，但是作为选修课开设的。
既难以自圆其说(逻辑上存在很多相互矛盾的观点)，也没有形成解决、解释中国的社会矛盾法理学的原理体系。尽管其内容主要来自西方法理学，但也有中西结合的内容，包括对中国传统文化中法理思想的挖掘。在西法东渐的过程中，大量西方法律、法学著作被翻译成中文。由于定义法治的研究还远远没有完成，所以量化法治的工作也还存在着诸多问题。但我们还需要看到，中国学人在西方法理学知识的基础上累积出中国学者所言说或传授的法理学(对中国法理学属于统合法理学的原因在本文第三部分接着论述)。
法律、法治的命运随着人们的不同理解而衍生不同的走向。⑦也许现在总结中国法理学70年的成就并不合适，因为中国的法治建设才刚起步，法理学对未来中国的影响并没有完全展现出来。近代意义上的科学具有两个特征：一是基于经验基础上的一般性。
它将商谈性关联纳入法律体系之中，认为积累是法的知识获得确定的方式，经积累产生的法的知识构成了具有法的意义的总体系。[22]Vgl. Hermann Ortloff, Die Encyclop?die der Rechtswissenschaft in ihrer gegenw?rtigen Bedeutung, Jena: Mauke,1857, S.146f. [23]Vgl. Ferdinand Walter, Juristische Encyclop?die, Bonn: Adolph Marcus,1956, S.4. [24]参见前引[8]，Brockm?ller书，第157页以下。由于科学的问题取向于可验证的经验证明，故而其核心就在于通过分析和描述来获得一般化命题。与此同时，虽然依然有个别成果诞生，但总体上法理论研究被迅速边缘化。
[75]参见前引[64]，耶施泰特书，第130页。对于法学而言同样如此。
法学家似乎已无法再在其领域中被统一到一组固定的命题准则与问题上来。[55]社会法理论从社会学的观察视角出发，获得了不同于分析法理论的对法律体系的新理解，与后者形成良好互补，迄今为止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力。[87] 从发展历程看，中国的法理论研究在整体上显现出三个特点：其一，中国的法理论研究是外生型的而非内生型的。[1]参见舒国滢：《求解当代中国法学发展的戴逸之问》，《北方法学》2018年第4期，第5页。
（二）法理论与部门法学的关系 法理论既与部门法学有紧密的联系，又与部门法学保持着一定距离。除教学外，百科全书也有理论上的任务，那就是使法和法律科学的各个具体部分形成一种统一的整体。在比尔林看来，从法的概念出发可以推出一些结论，它们可被用来对具体的基本法律概念，如法律义务、权利、法律主体、法律关系、法律行为等进行批判。尽管学者们开始有意对既有研究进行深化或修正，以图超越苏联学说，但由于对其他学术传统的陌生和理论资源的匮乏，他们的论述往往带有直觉式的痕迹。
[44]Vgl. Hans Kelsen, Reine Rechtslehre (Studienausgabe der 2. Aufl.1960), hrsg.v. Matthias Jestaedt, Tübingen: Mohr Siebeck,2017, S.208-345. [45]Vgl. Ota Weinberger, Norm und Institution, Wien: Manz,1988, S.85. [46]参见前引[43]，凯尔森书，第269页以下。[77]Vgl. Klaus Adomeit, Zivilrechtstheorie und Zivilrechtsdogmatik-mit einem Beitrag zur Theorie des subjektiven Rechte, in Hans Albert, Niklas Luhmann, Werner Meihofer und Ota Weinberger (Hrsg.), Rechtstheorie als Grundlagenwissenschaft der Rechtswissenschaft, Düsseldorf: Bertelsmann Universit?tsverlag,1972, S.518. [78]Vgl. Wolfgang B?hm, Zum Verh?ltnis von Rechtstheorie und Rechtsdogmatik,25 Juristen Zeitung 768(1970). [79]Heinrich Dernburg, Pandekten, Bd. I, Berlin: Verlag von H. W. Müller,1884, S.207. [80]参见马驰：《普遍法律行为概念的法理学重构》，《法制与社会发展》2019年第4期，第35页以下。
这种局面在一定程度上迅速排挤、冷落了法理论研究。[88]参见[俄]马尔琴科：《国家与法的理论》，徐晓晴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页。
刘叶深：《法律概念分析的性质》，《法律科学》2011年第1期。[56]最后一种是唯物主义法理论（马克思主义法理论）。在最开始的时候，这一工作理所当然是由底蕴最为深厚的民法学来担纲的。[11] 二、法理论形成的过程 19世纪初，法尔克开始从学科意义上理解法理论。再次，法理论持一种内部观察者的研究视角。尤其是作为后发型法制现代化国家，中国的法律制度和理论都面临着复杂的时空叠合的格局，各种学科及其研究范式几乎无任何时间差地一齐涌来。
据有学者归纳，1965年至1985年之间，法理论的重要讨论领域至少有十二个。[27] 一般认为，默克尔是作为法学独立分支学科之一般法学说的创立者。
[76]参见[美]霍菲尔德：《基本法律概念》，张书友编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28页以下。只有当每种实在法体系不仅依照特定实践立场被理解为法条集合之外部秩序，也要被理解为某种鲜活精神之全部的整体表达时，法学才配得上被称为真正的科学。
他们的理论旨趣并非纯历史性的，毋宁更多在于通过罗马法而超越罗马法，借由对罗马法的研究揭示出法的一般性原理和结构，从而为实证材料提供法理论基础。而百科全书是在一种普遍的意义上主张成为法和法律科学的科学，它应当为特定国家的法律体系指明进行法的续造的引领性原则，还应当揭示出所有法律体系都具备的一般而必要的结构。
[5]二是作为知识整体的体系性。[19]外部百科全书的重心在于塑造法律整体的体系性功能。百科全书与法律科学（教义性法学）的概念界定在根本点上是一致的，但两者也存在显著差异。一百多年前，德国哲学家冯特就曾预言这样一个时刻即将来临：对于从事它的人来说，法律科学不再是最容易的学科，而成为最困难的学科之一，因为它可能要以最渊博的知识为前提。
[66]参见前引[45]，Weinberger书，第85页。[93]只有设计出逻辑缜密的内在构成体系，才能增强法理论各个部分的自洽性，从而在整体上提高科学性。
[68]Vgl. Elmar Krüger, Die Bedeutung der Rechtstheorie, JuS 873(2012). [69]参见前引[37]，Somló书，第274页。法哲学和交叉学科研究的兴起反而要比它早
它建立对数据的责任，组织工作人员通过系统地创建和实施政策、角色、职责和程序来协作并持续地改进数据质量。没有对数据的良好治理，就不会有基于数据的良好决策，包括企业、社会组织乃至政府的各自决策，更无法利用数据对经济、社会、环境等进行良好治理。
（二）数据治理的第二个维度：利用数据进行治理 第二个维度用数据治理是与第一个维度紧密交织的，但又有其自身的目标和任务。（6）通过协作减少成本、提高效率。如第三方机构利用和分析开放的政府数据，形成对企业的信用等级评价或认证。[39] 由上分析可知，数据治理的普遍性、技术性、复杂性和应时性，决定了其对软法有着非常大的需求。
其实，如同在许多领域一样，数据治理若没有硬法规定基础性规范，软法也难以发挥真正有效的作用。这个指南中的建议都是经过新加坡银行协会网络安全常务委员会讨论和同意的，旨在帮助金融机构了解云技术外包过程中应持续进行的尽职调查、供应商管理和关键点控制。
《DGI框架》就指出，所有的数据治理项目都会采取行动，以完成由三个部分构成的治理任务：创制规则（create rules）、解决冲突（resolve conflicts）和提供持续服务（provide ongoing services）。不过，对多维度、多领域数据治理的复杂性了解越多，就越能意识和理解软法在其中可能发挥的重要作用。
[22] 这些关于数据治理目标的论述尽管不同，却可看出其中包含许多共同的指向，并且都有助于解决前文所述数据存在的问题。See Louise G. Trubek, New Governance and Soft Law in Health Care Reform,3 Indiana Health Law Review，168,139—170(2006). [37]参见前引[4]，第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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